幸与蔡锷是同乡

曾佑云

上图为:洞口高铁站(1882年12月18日，蔡锷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

孩提时候，就常听长辈们绘声绘色地讲述蔡锷的奇闻轶事，知道在离自家不远的地方出了这么一个“神童”，荡漾在脸上的是惊羡；稍长，对蔡锷了解加深，觉得此公很了不得，心中更多了敬钦；再后来，认识到蔡锷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此时，眉宇间流露的是自豪：这是一个伟人，这个伟人是我的同乡！

上图为:蔡锷公馆位于湖南省洞口县山门镇廻龙街，原为“武安宫”，始建于清康熙21年（1682年）。蔡锷少年时期曾随父母借居“武安宫”做小本生意养家糊口。1917年，山门人民为纪念蔡锷，筹措巨资将“武安宫”改建并命名为蔡锷公馆。该馆2006年5月25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的确，蔡锷是一个“伟人”，而且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真正的“伟人”。

人所共知，蔡锷一生建立了两大功业：一是响应辛亥武昌首义，领导了昆明重九起义，光复云南；二是为国民争人格，不屑一切拉拢利诱，巧妙摆脱袁世凯的重重羁绊，离京赴滇，间关万里，毅然发动领导护国运动，并抱重病之躯，亲冒矢石，坚持上第一线指挥作战，仅以区区三千之卒敌袁世凯十万之众，粉碎了神奸巨蠹的洪宪皇帝梦，保卫了民国，再造了共和，使民主共和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上图为:2016年12月31日，“护国军神”蔡锷将军出生地的洞口在沪同乡，以主题为“洞口在沪同乡（2016）联谊会•蔡锷将军生平专题访谈”在上海举行。蔡锷将军出生地的洞口同乡、著名作家和《儒将蔡锷》一书的作者周后运先生应邀出席，并回答了洞口在沪同乡们所关心蔡锷将军的热点问题。

    而纵观蔡锷短暂的一生，其于军事思想、军事教育、政治思想、宪政体制、经济改革、诗词联文等，均有非凡建树。

    有人说，蔡锷之前无军神，蔡锷之后有军魂。此言极是。

    作为一个卓绝的军事家，蔡锷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早在日本留学时，蔡锷就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军事思想，随后就写出了军事名篇——《军国民篇》，强调普及国民军事教育，习兵尚武，实行军事救国。这是他军事思想的萌芽，一开始就比同时期的其他人视野开阔，思考深远。回国后，在繁忙的军政事务中，他把视野更多的放在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学习汲取，尤其推崇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编撰了《曾胡治兵语录》，比较系统的阐发了为将之道、用兵之道：治军必须慎重选将；用兵应以安民爱民为本；战守之法应因时制宜，审势以求当；每战必须周密准备，战必制人，以消灭敌有生力量为上等……其治军思想已从鼓吹“军国民主义”发展到探索军人的道德素质、精神品质等更深的层次。《军事计划》一书是蔡锷最重要的军事学术著作，他将《军国民篇》、《曾胡治兵语录》中的思想充分展开，并融合中国古代、西方近代军事思想的精华，参照国外军备、战史等情况，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军事改革的见解，并概述了自己对中国军事教育、编制、战略、装备等问题的可行方案。这是他军事思想的全面总结，标志着蔡锷军事思想的最高成就。

    军事法制思想是蔡锷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的军事典籍中，对军事法制的论述基本上是空白。蔡锷在长期的军事生涯中，特别在发动领导昆明重九起义和护国战争的过程中，结合民主革命斗争实践，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军事法制思想：通过比较西方近代兵制与中国传统兵制的优劣，借鉴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根据近代世界军队建设的发展趋势，力倡实行义务兵役制；提出了近乎于全民皆兵的武装力量体制；要求实行正规的军队编制；提倡军队人事法律的平等和军事刑法的文明。他的这些思想具有开创性贡献，对中国当时的军事斗争实践及其后来的军事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防理论是蔡锷军事思想中又一重要的内容。还在广西任职时，他就边防防务提出了不少富有创建性的意见。主政云南时，鉴于“英窥西藏，法窥滇黔桂粤之谋日迫，边陲多故，危机已伏。若屏藩不固，国将不国”，他亲任主编，拟定了《五省边防计划》，即西南边防协同作战计划。计划指出：民国虽立，但“内讧未靖，外患思乘”，“西南边要尤陷危险，民国全局殆哉岌岌”，呼吁滇、川、黔、桂、粤五省实行军事联合，以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计划对五省联合的兵力编成，作战区域和协同办法，军队集中、展开和作战，以及战前准备、兵站设置、战场建设等重大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和具体的规定。《五省边防计划》涉及国防建设各个层面的诸多问题，充分而具体地体现了蔡锷的战区战略思想，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相当的真理性和时代开拓性。

    军事教育思想及其成就是蔡锷军事思想中极富特色的内容。蔡锷承其师梁启超重视教育的传统，更重视军事教育。他认为：教育乃国家之基础，社会之精神；中国必须象西方列强一样，以教育为斡旋全国国民之枢纽，大力实行军国主义教育；军事教育之主体在军队不在学校，平时之军队以教育为主要业务，战时之教育以军队为首要机关；军事教育的要纲乃四个“一致”，即求人与器之一致，求兵与兵之一致，求军与军之一致，求军与国之一致；军事教育有其特殊性和规律性；要求对军人除了进行军事知识教育外，还必须进行军纪和爱国主义教育。蔡锷提出的军事教育思想，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需要的，也是影响深远的。正是从蔡锷开始，军事教育改革上才真正突破了传统的藩篱，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为后来的军事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蔡锷的军事教育主张和实践，为他的民主革命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军事人才，训练出了一支坚定的反清复国的革命之师，为后来的中国革命造就了诸如朱德、李宗仁、白崇禧等许多优秀的军事家。   

    至于蔡锷在发动领导重九起义和护国战争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识见与智勇，时人实难望其项背。

    这是怎样的一个军神！

    蔡公不啻是一个卓绝的军事家，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是近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他先进的政治思想与极富成效的政治功业远远地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人。

    蔡锷的政治思想源于他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精华的吸收，源于他对近代西方政治文明成果的借鉴，源于他对反帝反封、救国图强斗争的深刻思考。

    在学习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蔡锷逐渐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是造成中国停滞不前、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因此，他开始倾向反清革命，主张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以实现其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

    蔡锷最初主张推行欧美式民主立宪，认为这是中国走出贫弱、走向振兴的一个良方。而清末民初的社会现实促使他转而思考符合中国的民主宪政之路。他从民国宪政建设的实际出发，提出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府，主张中央政府掌握用人行政权、军事权、财政权和外交权，实行军民合治，缩小行政区域，以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消除省自为谋，保障宪政的顺利实施。

    就国权与民权二者的关系，蔡锷提出必先巩固国权而后发展民权，强调国家的自由、平等优先于个人的自由、平等，为了让国家独立自主、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应以暂时牺牲民众的一部分权利为代价。受当时国民改造思潮的影响，他提出了军国民主义，要求从教育、学派、文学、音乐等方面着手改造中国国民，以形成一个能够承担宪政重任的国民群体。

    蔡锷充分肯定政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资产阶级政权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张政党必须有明确的纲领，致力国强民富，讲究党德、立党为公，反对因党争而损害国家政权，政党活动应当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政党应当以维护宪法为己任，并力主了军人不党主义，主张军队国家化，倡导军人在政治活动中严守中立，以避免武人干政，造成国家政治的动荡。

    蔡锷还是一个经济管理奇才，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改革家。

    蔡愕没有留下专门的经济论著，今天，我们只能从他就金融、财政、实业、工商、举债等问题所发表的政见及督滇期间所采取的财政措施、经济政策及其实际效果来观照他的经济思想。

    主政云南期间，他审时度势，大刀阔斧革除积弊，施行新政，陆续颁行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经济政策。很快，云南地区金融稳定，市场繁荣，民康物阜，社会安定，成为当时中国最平稳的省份。

为讨伐袁贼，蔡锷巧妙去京，辗转赴滇。甫抵昆明，未出一周，昆明的经济、政治、社会气象为之改观。这与蔡锷早前在滇实施新政所做的铺垫是分不开的。

而蔡锷在诗词联文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才思，早已传为佳话，此不赘述。

蔡锷的特立独行足见其非凡的人格。

有史为证：深受恩师梁启超的教诲与全力相助而不唯梁马首是瞻；对袁世凯由敬而怨而拥而失望直至毅然讨伐；离滇赴京时力排众议举唐继尧为云南都督；护国战争中定要抱病躯亲临一线指挥；处高位而家境贫寒至极，竟“尚欠债三四千金”；功成后遵誓言飘然而退。

    对蔡锷一生影响巨大的两个人——梁启超、袁世凯都对蔡锷做过极高的评价。梁启超赞曰，蔡松坡“毕竟能做到如此伟大，在中国史上无论如何，总有他的地位”，认为蔡锷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堪与孙中山相提并论；而袁世凯则更觉得，“孙氏（孙中山）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黄兴）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此人（蔡锷）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梁、袁一是蔡的师友，一是蔡的对手，而其评价却是如此相合，可谓意韵深长，耐人品嚼。

    纵观蔡公短暂的一生，大智大勇、无私无欲、求真务实、特立独行，其超人的胆识、宏富的思想、卓然的功业、非凡的人格，无不透露出他纯粹的爱国精神。这样的伟人，毋论中国近代历史，即是在自古迄今的中国历史上，又有几人能匹?

    英雄远逝，精神不朽。研究、学习、承继他的思想与精神，吾辈义不容辞。

青年作家周后运，生于蔡锷乡里，出身贫寒，幼时亦常缠膝聆听蔡公故事，浸润其里，少怀大志。及长，投身军旅，经受洗礼，刻苦历练，笔耕不辍，屡有所获，作品不时见诸报刊。退伍后，毅然赴粤打工。十余年中，拾过垃圾，睡过桥洞，辗转做过报社记者、企业部门经理、部长，干过副总经理，而今又从事自己的文化传媒事业。其间，孜孜而学，用心甚劳，先后获得了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工程师等多种资格证书，还系统地自学法律知识，并运用所学义务为民工追讨欠薪与赔偿逾千万元，维护了法律尊严和社会正义，手中之笔亦从未停歇，先后创作出版作品凡三百余万言。多篇论文获国家级一等奖，以业绩卓著而屡获殊荣。赢得“农民作家”和“维权英雄”的美誉；特别是2008年5月，他作为全国一名进城务工青年的优秀代表，经共青团广东省委推荐，成功当选为北京2008奥运火炬手。

敬蔡公不朽的伟业，周后运以庄严的使命感、强烈的责任心而为之作传。披阅卷帙浩繁的史料，足迹遍及数个省市区，焚膏继晷，兀兀穷年，终于完成大作，了其夙愿。

上图为:《儒将蔡锷》2010年3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很快脱销。2013年8月16日,中国著名文化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博导、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王鲁湘在南国书香文化节与本书作者周后运畅谈蔡锷将军的爱国精神，并高度肯定此书具有文学及历史的双重意义。

这部《儒将蔡锷》，是第一部由蔡锷家乡人创作的长篇蔡锷传记，又值建国60周年与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因而具有特别的意义。作者充分占有史料，详审细勘，取精用弘，随意点染，任如挥洒，既具雄浑厚重，亦不乏清新浪漫，刀光剑影中透出逸情别致，闲适恬淡里凸显英勇豪气，再现了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书写了一代精英知识分子跌宕悬拟的传奇人生，兼具史籍价值和文学意义，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巨制佳构。高端礼品定制  

         上图为:《儒将蔡锷》2020年5月第二次印刷

上图为:2019年11月15日，《儒将蔡锷》作者周后运（右六）应邀回长沙出席第二届“松坡精神”暨蔡锷将军诞辰137周年纪念研讨会与参会的蔡锷研究专家、学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