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流域“党员”文学形象的叙述构造和确立

——论吴振尧小说中的共产党员形象

张学东

确立“东江流域”这个特定地理环境下，文学形象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形象塑造，是吴振尧在文学叙述过程中，一步一步地构建塑造成功的，从而创作了这一地域性的文学“党员”形象。就作家吴振尧而言，他的文学创作且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地域，但他已为这一地域的“党员”的文学形象注入了心血，打造和构建了这一地域中纯文学（虚构）的活生生的新形象。

吴振尧笔下党员文学形象的出现与文学史塑造“新人”的传统一脉相承，并以独特的性格，命运和特殊的地域性人物及自然环境下成为革命历史的和变革时代的文学艺术象征。同时，完美地补充了这一地域虚构文学中“党员”形象塑造的缺失和空白。对百年来，这一地域这些党员角色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道路的肯定或批判的立场，构建起了小说主题上的价值主张，隐含着作者对东江流域的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创作赓续，对当下的乡村前途，基层政治生态的美好期待。

“党员”文学形成的社会基础，是乡村时代变迁和革命历史的发展而促成的。我们党的文学史，就是一部乡村包围城市的百年军事革命斗争史和社会主义时期的建设史。回顾当代文学史、新文学运动以来，乡土题材长期以来曾是小说创作的主流，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为读者贡献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和农民文学艺术形象，特别是农村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农村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文学艺术形象。几十年来或近百年来，岭南地区东江流域中心城镇和乡村没有形成展示“党员”文学形象的虚构文学体系，丛观百年文学史，东江流域展现“党员”文学形象的作品仅有三几部。如有《香飘四季》的林火照、林耀坤等小说中的党员文学形象，除此之外，而东江流域乡村党员文学形象可谓是空的，只便有些作品中有塑造“党员”形象，也多是边沿化、没有成为小说中的主角。作为东江流域的本土著名作家，也是广东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家之一，吴振尧熟悉东江流域“客从何来？到何处去？”的历史和人文自然环境变迁史，以及特区改革开放给东江流域人文带来的新时代风貌，对东江乡村古老贫穷荒野及特区现代化进程有着深切的体验和感悟，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乡乡村村怀有深厚感情。他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和现实生活的观照临摹，始终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中得到呈现，对这片古老的土地和南迁而居的客家族群有着感恩、绻恋。东江流域的人民是南迁而居的，对历史的研究了解可能会解决“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但也将帮助人们解决“我是谁，我往哪里去”的问题，不论现实中的人，还是未来的人，无不打上地域性的历史烙印。所以，吴振尧在创作“东江系列文学作品”时，着眼于客家族群在东江流域的百年史，也就是在共产党始初深透这片土地时乡村开展革命斗争，到共产党领导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生活的创业奋斗历程和改革开放的现代生活。而这一百年中，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领导人民走上幸福之路。中国才能傲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让外国侵略者和美帝列强望而生畏。

中国现代革命文学史是由农村走向都市的革命文学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史。农村的土地革命是农村的Z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改革、人民公社集体土地到改革开放的土地责任承包和规模化集体化发展现代农村建设、都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的生产资料，是新时代农村土地转化到都市建设的一场新的土地革命。为此，农民生活、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种政策上的制定和实施，就是农民利益和生活的一场新的革命。在此基础上，吴振尧在《落红》《甜蜜》《村事》《往事》《南风薰》《人日》等长篇小说中，以土地和农村产业政策调整过程中的传统乡村生活，农村走入农工商企发展道路，以及党领导下的乡村治理办法、变迁等为背景，观照由此引起的农民，农村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状况，以人们的心理情况变化和生态改变，以一批具有党员身份的典型形象扣住乡村百年进程中，乡村转变为现代城乡一体建设的时代脉络，赓续创作了以东江流域的乡村与都市一体化进程中党员的文学新人形象。

吴振尧笔下的“党员”形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参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功卓著的老一代回乡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老党员。另一类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有知识、又有新观念的，下过乡的知青或参加过西垂战争已经发家致富的青年一代农村农民“党员”形象。

长篇小说《落红》是一部展示东江流域乡村百年革命斗争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发展史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翁吴大兴是一个经历了抗日战争，解决战争、抗美援朝的革命战士，复员回到故乡山下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他从一个山村无知少年开始，到成为一名党的优秀干部，从一名乡村干部到干炼的乡村党支部领导，维护山村乡规民俗（约）中，设身处地地传承山村的优良民风，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本色。在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持“入淤泥而不染”的本质、把乡村的文明传承和运动的发展，有机地契合起来，形成了东江流域中山下村的“运动新模式”。既引导农村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文革”运动，又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而维护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政治生态。山下村在吴大兴书记的领导下，“革命生产”两不误，群众觉悟不断苏醒，文化知识不断提高，科学思想渐渐在山下村生根发芽，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等不文明行为逐步改变和消失，群众性的文明行为逐步形成，山下村人露出了笑容，有党的正确领导，群众战天斗地中增长知识，农民获得丰收日子一年比一年好。吴大兴的文学形象的成功刻划，让“运动劫后”的山下村村民坚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奔小康，才能幸福生活。塑造了吴大兴这样一个公私分明，大公无私，善于头争，敢于与不良世俗和政治运动的不法行为进行斗争，既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党形象的“党员”文学形象。

《村事》中的村党支书吴水旺和村主任张宁远也是较为成功地刻划出地域性人物的特征，吴水旺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三年困难时，是赣南的九连山腹地的原居民，因为，山洪暴发而离开了世代生活的东江源村，带着一家五人顺流而下，一路讨饭逃难，几经周折地来了东江中游的河源，被当地政府安置在讨饭和流浪人员组成的一个村落暂时居住生活，Z后经政府批准成立“以逃难为主要人群的”东江村。吴水旺入党后成为东江村的首位村党支部书记，他已经五十岁了，心身有些疲倦，但在近千人的东江村里，他是这个“流浪村”“讨饭村”的领导人，他振作起来，带领大家开荒扩耕，迅速地组织救助组，走上了人民公社道路，在大跃进的年代，他默默地带领群众围江滩，开山坡，扩粮田，渡过了“三年”饥荒。文革时，他跟风不随风，给村里制定了文明规则以及乡俗新风榜样，使一个新组建的社会主义山村变样了。改革开放后，吴水旺组织村民工队到特区打工，为东江大队集体经济注入了活力。同时，抓住“三来一补”的招商政策，引进了一家制衣加工小厂，为东江村开创村企合资办企业的新路子，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进党支部书记”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让读者从小说中深切地感受到山村党员的光辉形象和共产党正确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进步和智慧，人民是党的坚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

吴振尧的文学创作成就是方方面面的，包括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等各个层面，其中，与其他艺术类型相比，小说后来居上，在记录历史样面，表现生活本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与小说自身的艺术特有关。小说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吴振尧从小说的“自律”到“他律”。主动置身于社会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这一功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从“非本性”的，至少不是“原生态性”的生活中刻划出了“新形象”。

长篇小说《南风薰》是与《落红》《村事》塑造出不同时期的“党员”文学形象。以转业干部吴建设为代表，这些先富起来的城市农民企业家，他们不忘故乡情，不忘反哺故乡。在深化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面对农村“一个人活得没指望，一个村活得没有希望”的乡村困境。吴建设告别深圳特区优越生活环境、带着自己创办的集团公司的巨额资金，离开繁华的生活圈，回到故乡发展现代农业绿色产业园。从此，他的命运和乡亲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看准东江流域富饶的土地和美好自然生态环境，大胆地倡导开发了“绿色农业产业产品种植园”，带动了一户一组一村的农业发展新模式。在这基础上，吴建设又利用土地流转政策扩大种植面积，在专家指导下发展“高质蔬菜、供香港绿色产业基地”，又积极推广一山种一物，一村一果园、一茶园。用自带资金修筑硬底水泥乡村公路种植、十里东江南岸风景林和百万亩高山茶油种植园。推广乡村一户一光伏发电业，集中拆烂屋舍，建设新村庄，创建文旅民宿结合的生态新农村，保古祠堂和庙宇、修复宗祠文化广场，使村民走上了可持续发展的路。作者把传统道义和文化传承，对党的信念坚守和对时代精神的追求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有理想的乡村领路人无疑也是新时代所期冀的“新人”形象。吴建设为代表的时代弄潮儿，带领群众发家致富，促进乡村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财富。吴建设一身正气，心系百姓，不惜奉献自己个人生命。他们有的虽有复杂的人生经历和道德品性，但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完全彻底地贯彻党的农村政策，并敢于与传统乡村观念，宗族势力和利益集团作斗争，为改变农村面貌，改善人民生活做出了贡献，树立了新型的党员文学形象。

《水韵》作为以东江流域治水管水供水香港水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虽然不是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但也成功地塑造了陈兰馨、吴忠路、卢赣禹、陈小艾等一批长期生活奋斗在东江水利建设和治理的工程技术人员，并将这个管水治水保水的群体，有机地与东江流域的农村结合起来，塑造这一地域水利行业的“党员”文学新形象、更加全面地表达和叙述了这一具有客家生活特质又具有现代农民式的“管水人员”，丰富了东江流域文化元素和现实生活的“党员”文学新形象。

比《南风薰》稍后创作的长篇小说《甜蜜》也是将故事放置在以土地流转后，农业转型为以种糖蔗为主的农业产业结构为基础的新农村建设上，但以吴建设先富带后富，自己富甲一方后投资乡村农业发展事业不同的理想主义相比。《甜蜜》中从“农业人格”的赤脚农民转型为洗脚上田、村办企业开工厂转型为“商业人格”的农工商企的长篇小说《甜蜜》不同，唐丰州村党支书记、唐建春村厂长以及后来成为市委书记唐伟新等则是一个个更为复杂的“党员”形象。唐丰州在村支部换届时，通过开出更为优厚的条件，惊险地小胜而获得村党支部书记一职的，但又因老书记落选而留任村委会主任一职，权力而受到一定牵制。唐丰州大力倡导和决意在村里办糖厂，让观音村有第一家正式的制糖厂、虽然是村企，但一切规章管理均模仿国营大企业。在村企糖厂与国企大厂的糖市场销售竞争的运营中，村企处于下风，处处受到政府的更为严格的监管，在这样的企业运营中，唐丰州带领村企销售人员奔走全国乡镇市场，取得了较好的市场销售分额，让观音村的黑糖产品走向全国，在产品质量上唐丰州坚持土法制作与手工制作相合，又将黑糖产品运销日本等东南亚市。从而带领观音村走上了富裕之路。

吴大兴、吴建设、唐丰州等共产党员形象塑造上，人物的人生经历和性格变化，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和人物特点，吴大兴是战争年代的老一代农村党员形象，吴建设是先富起来带领共同富裕的，唐丰州是为农村改变单一耕种农业而走农工商企的新型农民企业家，具有现代工业时代和商业时代的生活状态和人生经历，塑造成一个典型的农民企业家的共产党党员形象，他们身上折射出了中国乡村发展方式的变革，以及传统农耕文化与乡村道德观念的流变。同时，展现出东江流域客家文化的特殊性和中原文化的融合性，充实了岭南地域的“党员”文学新形象的重塑造。

吴振尧不仅成功地塑造了吴大兴、吴建设、吴水旺、唐丰州这样的“党员”文学形象，同时也塑造了张宁远《村事》；张明、唐国强、唐建春《甜蜜》；吴海棠、宋作英、张国养、王群灿《南风薰》中的“党员”文学形象。虽然这些人在小说中的政治身份也在形象建构中发挥着作用。但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他们的眼界和思路都较为狭隘，对于带领农民脱贫之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缺乏方法和创新。从叙事上看，他们是衬托吴大兴、吴建设、唐丰州、吴水旺这类“党员”文学形象的功能性人物、也是农村基层政治生态中，无不存在的重要人物。

吴振尧笔下的普通党员的形象是多元的，也是多角度叙写的文学形象，除了正面的党员文学形象，也塑造了非正面的或者反面的党员文学形象，并对一些违法、乱纪的党员文学形象进行抨击，使文学作品更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吴振尧在东江系列文学作品中，叙写一些虽然身份是一名共产党员，组织上加入了，但思想觉悟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合。作为基层政治权力代表者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常常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嘴上喊着高调的口号，但却有违背党的宗旨尸位素餐者，有的则仗着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飞扬跋扈，横行乡里，甚至鱼肉百姓。例如《南风薰》中的山下村的老主任宋作英，利用职权打压村民，并不择手段地骗取上级的水利工程款。挪用移民福利款。《村事》中的村支部副书记、主任张宁远不仅长期占用村委经费、还凌霸村妇多年，造成村妇被其丈夫砍伤而投河自尽；《甜蜜》中的唐国强是一位纨绔弟子的村官二代，虽然为观音村的糖业营销作出了积极工作，但个人追求生活享乐，而长期包养女人，受到人们的遣责和纪律的处分。《村事》中张宁远，他们既承担着党的工作职责，又深受民间文化习俗的影响，具有包括封建特殊思想在内的多重观念，他们的人性难简单评价功过与是非。这类人物中Z典型、性格Z复杂，也Z发人深思的形象。当属《南风薰》中的宋作英、宋伟明父子。宋作英是东江村解放初期村干部。经过土改、文革再到改革开放时期，是东纵老干部张国养支书在任时的东江村大队长，因为张国养是正式国家干部又身兼公社领导，所以，东江村的村事长期由宋作英包览和操持，按照宋作英的观念：“我是东江村党的领导，我代表党，我的说话，就是党的话。大家听我的，就是听党的话”。他的儿子虽受过中等教育，也在供销部门供过职，可当他回到村参加村务工作后，在父亲宋作英的庇护下，成了村霸。对意见不一的村民横加质骂，稍有不顺眼就用“家法私刑”。宋氏父子构成了典型的乡村家族式权力结构，在作品中更多地处在批判的位置上。

相比而言，《甜蜜》中的唐丰州则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争议人物，他在新世纪的前夜，竞争当选为村党支书兼村办企业董事长。在履薪的几年中，他是农村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乡村走农工商企一体化的倡导者，他是既得利益者，但当他开始掌握权力时，则通过权钱交易等方式巩固自己的地位，暴露出贪欲的一面，是一个典型的具有自私自利又善于盘算的农民企业家和热心为人做事追求虚荣的农村“家长式”干部。《南风薰》中宋作英在位时对待大学生村干部王改革、王梅一代年轻干部的态度上则表现出矛盾心理，一方面给予支持呵护，另一方又暗中为他们的成长和上升设置障碍，这既显出人性的莫测，同时也反映出盘根错节的乡村伦理和利益关系，显现出农村生活的复杂性和家族背景下的矛盾心理。

这类人物作为农村党组织的负责人，尽管曾经为“三农”建设做出过贡献，但他们的很多做法与其“党员”身份不符，而且不乏违纪违法的行为，在繁芜的乡村观念，农村现实和极大的乡村治理难度面前，这些人物形象的出现有其现实根据和叙事逻辑上的合理性，有着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尽管这些角色的性格和道德品行皆不是单一化的，他们身上有肯定和悲剧性的一面。但整体被作者当作批判的对象加以塑造。伴随故事情节的进展，这些人物要么被强之以法，要么被群众罢免，他们的结局既符合善恶有报的民向朴素道德伦理观念，也是我党纯洁队伍、自我净化的写照。

吴振尧的“东江系列文学作品”标志着东江流域地区性虚构文学创作的新里程、是这一地域文学创作的新成果。吴振尧为更好的叙述塑造这一地区“党员”文学形象付出了心血，做出了积极努力，树立了榜样。他的创作实践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作者张学东：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

                                                                                                                                                                                                                              2020年12月15日于济南

吴振尧简介

  吴振尧 ，军转干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惠州市作家协会顾问、惠州市小说学会会长、政工师。197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四十多年来，共发表和出版了8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和新闻稿件。代表作有长诗《宝林之歌》《巨人傲然屹立》，长篇小说《萍水相逢》《人日》《桂花飘飘》《东江落红》《东江往事》《东江村事》《南风薰》等。共出版26部文学作品，获省部文学奖项16次。《人日》获得"凤凰小说奖"，巜宝林之歌》获得"李白诗歌奖"

    2019年，其长篇小说《萍水相逢》丶《桂花飘飘》分别粤港澳大湾区（惠州）改革开放40周年Z具影响力长篇小说奖和优秀长篇小说奖。2020年7月，获军事题材文学创作贡献（优秀）奖。2020年深秋时节，羊城晚报和中共惠州市委宣传部携手创设了“惠州文脉.花地西湖文学榜”，他的长篇小说《南风薰》名列榜单，是惠州本土创作精神旺盛而富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作家。